访廖盖隆:毛晚年的? 评析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失误

军事历史 2020-05-26158未知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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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盖隆,1年生,广东信宜人。1938年8月到延安,1944年起任延安《解放日报》国内评论部副主任,区新闻部主任。建国后任副总编辑,的秘书、毛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主要从事中国史、党史、毛思想研究。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中国的》、《全面建设的道》、《建设》等多部著作;主编有《中国党历史大辞典》、《新中国编年史》、《中国党的七十年》等书。

  这位党史界、理论界的老前辈,近半个世纪以来(的10年除外),文章屡见报端,大部头的著作接连问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仍笔耕不辍、勤奋治学。当我们约他一谈时,他把时间定在后天晚上,“可后天是五一节呀”我们说。“没关系,我刚好有空,只是耽误你们过节了”。仅此小事,便使我们肃然起敬。

  访问人:在研究毛以及他的生平思想问题上,时常碰到一个如何看待他的伟大功绩和他晚年错误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廖盖隆:关于毛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的晚年错误,还是给我们指出了把握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说:“尽管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党、中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没有,至少我们中国还要在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胜利的道。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军事、文化和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带来许多不幸。评析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了他原来的思想,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集中制、群众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又说,“毛的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是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客观规律,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的。……1962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

  廖盖隆:在如何对待毛晚年错误的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明确,毛一生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错误,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其次是要明确,毛思想和毛晚年错误,是性质根本不同而且相反的两种东西。因为我们要并作为行动指南的毛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的历史证明其正确性的、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正如我们所要并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列主义,是指由它们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而不包括它们的这样那样的个别错误论断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思想的涵义,和毛的思想、毛的言论的涵义是不同的,后者是包括他的某些错误观点、错误论断在内的。而毛晚年错误,则不仅不属于毛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且正好相反,归根到底,这些错误是由于既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就是由于了毛思想的科学轨道,了实事求是、群众线、的三大作风或三项根本原则而造成的,并且它们是由的历史证明其为错误的。

  拿发动“”运动来看,正如所说,这种做法“完全客观规律,想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这就是说,“”任务的提出,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也不是走群众线,从群众中来的;这些任务是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是一种盲目的冒进;这些任务是由、凭主观愿望提出,并用命令的组织手段推行的;推行以后,又没有及时地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这些任务是否行得通,是否正确,从而经过,进行,及时地改正错误。

  发动运动是这样,发动化运动(包括把富队穷队合并在一起、实行农民的“”,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在内),提出以超高速度为核心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总线(总线、“”、化这三者合在一起,当时被叫做“三面红旗”),也完全是同样的情况。

  访问人:毛在发动“”和化运动问题上犯了错误,同后来发动“”有所不同,因为他初步察觉到了,并作了,同时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看法,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廖盖隆:我认为毛对“”的错误的认识,只是初步的,不能说是彻底的。而的同志,比如,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比毛深刻。如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厂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没有把任务提交给群众和干部,让他们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并且由他们根据实际的可能作出决定。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和斗争,混淆了,了,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群众组织中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谓‘集中领导’,只能是没有群众基础、违反群众意志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是没有不犯严重错误的。”他又说:“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以前,先在和群众中充分地发扬,让、干部和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末,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集中制办事,那未,多数、干部和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

  访问人:但是,错误仍然没有避免,“左”的思想继续积累,最后导致“”,毛发动“”的原因是什么?

  廖盖隆:毛发动“”这样更严重、时间更长的全局性“左”倾错误,同样是既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即是脱离了毛思想的科学轨道,了实事求是、群众线、的党的三大作风或毛思想的三项根本原则的。

  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所指出,毛发动“”,“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修正主义,已经混进党里,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里,相当大的一户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主义者和群众手里。走资本主义道的派在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线和组织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上述的面,才能把被篡夺的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大,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下继续的理论’,从而使‘下继续,一语具有了特定的含义。毛同志发动‘’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决议又说:“‘的历史,证明毛同志发动‘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评析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作为发动“”的根据的上述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状况的估计,完全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也完全不是走群众线、从群众中来的,而是一种主观的臆造。而这种主观臆造,正如1959年8月发动“反右倾”一样,是承认发动“”、化、要求超高速度的总线的错误,作深刻的的表现。不错毛在1962年l月30日《在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讲线年以来所犯的错误,是作了一般的、笼统的的。他说,他的错误也“不能隐瞒”,“凡是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但他所说的错误,是指所谓在执行正确线的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他仍然””。化和总线这“三面红旗”是的线,是正确的和不能的。这就是说是下面的干部群众执行正确的线发生的错误,而不是他提出的线、提出的超出实际可能的任务的错误。所以,我认为他的是不深刻的,用的话说,就是“对教训毕竟总结得不够”、“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的。他对上述对最近几年来的错误的深刻,特别是对对三面红旗所明确表示的保留态度,是很不满意的。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毛为了表示他的不满和,在讲话中突然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的问题,尽管他是说得很隐晦的。他说:“没有高度的,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经济。(按:在这里强调的是高度的集中和建设经济,是同上文不连贯的――引用者)。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就会为资产阶级,而且是的、式的。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集中制,不可能巩同。……不可能对和坏实行有效的,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提出这些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后来在1967年2月(这时已经被了)对阿尔巴尼亚的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出来了。毛说,我们的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1月七千会的时候,他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他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式的国家。

  这就像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情形一样,当彭德怀尖锐地指出,“左”倾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以后,毛就反过来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资产阶级性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并且随即把彭德怀了,1962年1月,当对“”、化的错误提出了深刻的,对“三面红旗”表示了明确的保留态度以后,毛就反过来说,有人要搞修正主义,要求大家和好好想一想。那时以后,过了七八个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的时候,毛的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思想就进一步急剧升级,并当时出现了“风”(指等把经济困难形势说得很严重,常时期)、单干风(指邓子恢提出,讣得到、等同意的要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翻案风。指所谓小说《刘志丹》要为高岗翻案,也指等主张用一风吹的办法来纠正“反右倾”运动中对许多干部的错误处理,、投降风(指王稼祥提出的对外关系上的“三和一少”以及战线工作中的所谓投降主义错误)。这样他就明白无误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线的多数了。而且这是在毛“三面红旗”的“左”倾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情况下,对等一线的无根据的臆测和怀疑。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一线的怀疑、臆测和严厉的,都是完全错误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说得对。“历史已经判明,‘’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访问人:对毛晚年所犯错误,特别是“”的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了很好的总结,同时决议又指出毛在犯错误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张,这一点也要充分注意到,那么怎么才能实事求是评价毛呢?

  廖盖隆:如上所述的那些毛的晚年错误,确实是明白无误、完全错了的,应当彻底加以否定。至于毛晚年在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有长远战略性指导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正确决策,例如要反对、反对,防止干部变质、和平演变、出修正主义,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打开同国家的外交关系等等,这些同卜述毛晚年的错误完全是两回事,这些是当时领导层一致认同的,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同时,这些正确思想,正确决策是同毛晚年占上导地位的“左”倾错误的思想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又必须仔细地、谨慎地加以辨别。

  访问人:为什么必须把经过历史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思想同毛晚年所犯的错误严格地区别开呢?

  廖盖隆:因为如果对这两着不加以严格区别,我们就会或者是犯否定毛思想的右的错误,或者犯把毛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的类似1977年到1978年那种“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这两种错误都是对党的事业、事业非常有害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说:“因为毛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否认毛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思想对我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的言论采取主义态度,以及凡是毛译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侈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在新的实践中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历史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思想,同毛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和建设过程中把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的理论,我们事业沿着主义、毛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历史决议所讲的这两种错误态度,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存在的,否认毛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有的态度,就是那些资产阶级化即主张全盘西化的极少数人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反对和这种错误思想,指出这种主张的错误和危害性,消除这种主张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两三年来,还有些人借口中网发生的一场、东欧的剧变和1991年8月以后苏联的解体,而要求重新研究毛晚年错误,甚至提出所谓“毛晚年思想”这样的概念。有人说,必须重新认识毛浑东晚年的思想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提出重新认识毛晚年的理论,就是要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为毛晚年的。“左”倾错误翻案,就是要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就是要求回到毛晚年“左”倾错误的老上去。评析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还有人提出,的矛盾集中起来说,就是道和资本主义道的矛盾,还说中国现在在思想战线上和战线上的还远远没有胜利,甚至公然说“”中提出内、内资产阶级也是正确的。有人把目前形势估计为现代修正主义要翻天、资产阶级化要翻天,说最近几年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化空前泛滥。这样说来,我们正处在一场反斗争的前夜,处在一场新的“文化人”的前夜。这也是拿大帽于来人的。

  对苏联。东欧的剧变我们要加以。正如所讲,是党自己没有搞好,所以出了事。据我看,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旧的模式在领导体制上的高度,实行对的主义。“对的主义”这个词是1956年毛和提出的(见i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选〉下卷第229页),这是旧的模式的致命伤。另一条是在那种体制下经济建设没有搞好,生产力没有得到迅速发展,生活没有改善。结果,这些国家的就抛弃了党。说这些国家是现代修正主义上了台,也没有说对。修正卞义是打着主义、的招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是那些上台的人既没有挂主义、,也没有搞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同他们是不相干的。

  所谓最近几年国内资产阶级化空前泛滥也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在发生时,主张走资本主义道、全盘西化的,也是极少数。当时,广大学生和群众是真诚,党的领导,真诚的。但是,他们采取了类似“”中“四大”的做法,结果与广大学生和群众的主观愿望相反,酿成了一场。

  最近两三年真正存在的,就是所说的有些理论家、家拿大帽子人的那些“左”的东西。他们说,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说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他们竟然是第二次的正确提法。他们说:“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又说乡镇企业正在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农业生产承包制是不稳定的因素。正如所说,说这种话的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他们只知道拿大帽子人。据我看。他们讲过来讲过去,就是斯大林晚期和毛晚期的那些,这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要的东西。他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线的是毫无道理的。

  其实,足以的,下是使我们放弃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和的线,而且回到过去“左”倾线的老线上去的那种主张,这是最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从人的人帽冒子下面解放出来,从那种“左”的主义,从老的和新的主义下面解放出来。说:“要坚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线方针政策,关键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不,不泼展经济,不改善生活,只能是一条。基本线要管一百年,不得,只有这条线,才会相信你,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

  访问人:您开头谈了毛晚年犯的错误,我们觉得,如果从总结经验的角度,不应光是知道他犯了哪些错误,还要总结他犯错误的原因,找到犯错误的根源,这对我们,,会更有好处。

  廖盖隆:我觉得主要是个认识问题,毛氏期生活在和战争中间,后来情况变了,他不能适应,还是拿的观点看看待的新问题,这是原因之一。另外,他丢掉了的武器,犯了错不但不承认,而且听不得人家的意见,这也是认识。上的错误。应该说,他的整个错误,都是在探索中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中间发生的,是一个伟大家所犯的错误。

  访问人:是不是还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对建设怎么搞缺乏经验,或研究不够呢?

  廖盖隆:他在思想指导上犯的错误主要是三个:一个是把扩大化;一个是对建设急于求成;再一个是急于向主义过渡的空想性的错误。这三十是他在指导思想上的主要错误。前面说过,这些主要是认识上的错误。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不群众线的领导方法和认识方法,不,随时准备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这是他犯错误的上要的原因。至于没有经验,当然也是一个原因。历史决议还讲,他对全面的建设没有思想准备。另外,毛对现代经济、现代化的工业管理这方面的东西下熟悉,他对农村的情况了解一些,但也不是全部,他自己就说过,我只知道农业,也是知道一部分。我举个例子,60年代来访,他对毛说,美国只用百分之三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毛听后不相信,认为这不可能。他不能想象怎么能用百分之三的劳力来搞农业。因此可以看出,毛既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又没有调查,他实际上脱离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线、这些基本的东西。丢掉了这些,犯错误就是必然的了。

  不过我们还要全面地看毛,在建设时期,他的很多思想是很好的,这包括新主义建设的思想,新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和我们今天的初级阶段的线、方针、政策理论有内在的联系。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恢复新义的说法,我们是讲我们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要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存在,有个体经济、经济以及外资企业存在。这些经验也是毛创立的,不过在今天这些经验大大发展了,例如对外、发展“三资”企业,就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正在发展商品经济,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了下起的创造。我们要过分集中的体制,建设高度,法制完备的体制,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重大发展,我们今后的任务仍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发展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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